名校博士告别科研走上中学讲台:培养下一代学霸是特殊使命

2021-05-11

采写/姜博文

编辑/刘汨

他们是一群离开学术前沿的学霸,放弃了那些在旁人看来高大深奥的职业路径:设计核电站机组、为互联网大厂搭建系统框架、研究全球大气环流......

他们回到了中学校园,走上讲台教授三角形内角和180°定理,督促学生遵守纪律、完成作业,同时也被寄希望培养出下一代学霸。

从知识体系的塔尖进入基础教育的地基,预想中的“降维打击”并没有出现。

当博士告别科研

去内蒙古测过铜矿,到邯郸挖过铁矿,中国地质大学矿物学博士蒋俊毅终于走到了地质科研领域的大门口,但他停下了脚步。

蒋俊毅的选择与一位师弟的经历有关,师弟参与了一项在印度洋的地质资源勘探项目,在船上一呆就是8个月,海上基本没有信号,连和家人联络都要限定时间。

蒋俊毅科研之心未泯,但最终没能拗过妻子。争执中,妻子给他撂下话:把她和两个孩子就这样丢在国内,实在是不负责任。最终,在读博的最后一年,蒋俊毅没给任何科研院所或高校投去简历。

根据一项针对201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,抽样的1670名博士生中,留在科研单位、高校的比例为33.8%。放弃科研的博士生里,受现实羁绊者大有人在。

离开科研后,蒋俊毅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北京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。转正后,公司给他开出了每月一万元的工资。但蒋俊毅心里始终不安,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,在北京,一个月一万元,日子只能过得紧巴巴的,孩子也迟早会进入学龄,没有北京户口,教育会是个大问题。

除非成为教育本身的一部分。蒋俊毅想到了出路:成为高中、初中乃至小学的教师。2020年,蒋俊毅回到家乡成都,入职一所私立中学任教,孩子的户籍问题、上学问题也随之解决。

寇淮告别科研学术也是因为现实原因,2016年,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拿到计算机博士学位,先是去一所二本院校担任代课讲师,讲“人工智能”、“概率论”、“软件工程”等课程,但因为没有编制,两年内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一千多块钱。他不得不兼职给中学生做家教,收入反而比在高校任教高一些。

“扛不住了,钱太少了。”最让寇淮愤懑的是,他所在高校薪资制度的不平等,有的老教授业务水平明显不如自己,却拿着最高的工资。而他即使有了正式编制,每月工资也不过4000元,行政岗位都比他挣的多一半。

通过转正考核没多久,寇淮就离开了那所二本院校,转去一家教育培训机构。寇淮清楚,自己回归应试体系的好处在于,从小到大他都是这个体系里最成功的那批人之一,中科大计算机的本硕博足以说明一切。

在培训机构,寇淮先是负责编写教材,一个月能有6000元收入,后来开始带学生,收入涨到1万元。正好这时,一个已经在私立中学任教的博士同学给了他建议,“要不来中学试试?”这令寇淮动了心。

作为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博士,吕亦柔选择回中学教书的理由更加复杂。她不喜欢大厂的紧迫,也觉得科研环境不佳,还一直藏着个教师梦。吕亦柔高中就读于衡水中学,她一直记得高三时的语文老师,一个帅气又文艺的男人。那一年他25岁,妻子正怀孕,学生5点半起床,他就要5点起床;学生晚上9点下课,他批作业要到10点,回家还得照顾妻子。可在吕亦柔看来,那个老师的幸福感依然很高,因为在河北这样的高考大省,他依然能够带出许多清北的学生。

另一段催生教师梦的经历来自异国他乡,吕亦柔博士期间曾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过两年,在那遇到的很多同学,本科就有了国际实习的经历,吕亦柔相信,这样的视野必然是在高中时就打下的基础。如果自己回到中学教书,也许她能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视野。

无论各自出于何种原因,越来越多的“学霸老师”出现在了基础教育的讲台上。数据显示,2019年,进入中小学教育的博士生比例已经升至1.3%。2020年底深圳中学公布的新入职教师名单中,博士生比例占到四成。到了2021年,广州市白云区公开招聘50名博士生进入中小学担任教师。

新的竞技场

从科研圈跳出的博士生们由此进入另一个战场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讳言,求职意向集中在一线或是头部二线城市。在这些地方,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学校,教师岗位的竞争已越来越白热化。

一位就读于某211师范院校的教育专业学生提到,她高中时就读的广州某区的普通公立学校,仅仅是管理实验室试剂的教师岗位,都有近300人应聘。在其它区,带编教师岗位最基本的招录比已达1:50。

另一位来自北师大学教育学的研究生透露,从她参加过的北京地区教育类岗位双选会来看,不少中小学已经划出了”只要博士生”的门槛。在珠三角地区的学校,同样有类似的标准。

广东实验中学高中部就是其中之一。至少在七八年前,他们就拥有了第一批零星几位博士生老师。近年来,他们遴选博士生进入教师队伍的力度越来越大。参与过教师招聘的教学处副主任伍毅东说,广东省人社厅甚至专门下批了给博士生老师的编制岗位。

广东实验中学高中部的校长甚至亲自来到北京,在知名高校物色教师人选,不局限于师范专业,但要求必须是博士学历,甚至希望本科是毕业于名校的博士。最终,那次北京之行,各学科带回了四十多份博士生简历。

即便没有特意设置博士招聘需求,门槛也在水涨船高。2016年,西南某省会一所还在筹备期的私立中学,数学教师卢明子参与了部分教师招聘工作,他们那时的预期“上限”是招到六大师范院校毕业的本科生。让卢明子没想到的是,各大师范院校的研究生简历很快涌入,紧接着是复旦、北大的博士生简历。正式建校四年后,该校已经聘用了八位博士生老师。

然而,对于众多渴望进入基础教育的博士生而言,博士学位只是一张入场券,他们仍然需要应对数轮笔面试的筛选。

毕业于某985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李士燮依然记得,2015年应聘一所中部省会城市重点高中的情景。第一轮简历筛选后,参加生物教师笔试的人有三四十个,笔试并不困难,都是高考生物的内容,但在害虫防治领域研究五年后,李士燮已经忘记了一些很基础的知识,他至今记得那道没答出来的题目:ATP里面的五碳糖,到底是核糖还是脱氧核糖?

笔试后,是一轮乃至数轮更残酷的淘汰。寇淮记得,他参加成都某私立中学物理教师招聘笔试时,限时一个半小时完成,他在一个小时内“秒杀”了题目,校长当场批卷,寇淮得了90多分,同场第二名得了70多分。学校当年只招两个物理老师,余下三四十人全都淘汰。

在优质公立学校,优中选优的情况更为普遍。省会重点高中一轮笔试结束,与李士燮一同进入课程试讲环节的老师还有六七名。试讲后,又有一半被筛走。余下的三名应聘者,除去李士燮,还有一位中科大的博士,一位来自全国知名高中的优秀教师,他们要竞争一个生物老师的名额。

尽管竞争压力巨大,但选择也是双向的,博士生们也在观察,学校能够给予他们什么?他们到底能在基础教育体系中做些什么?

李士燮是那场“三人之战”的最终胜利者,与此同时他还收到了一所省内一本大学的教职offer。李士燮最终还是选择了那所省会重点中学,他知道进入那里意味着什么:那里几乎集中了全省最优秀的学生。

“降维打击”没出现

学霸老师们一次次被问起那个问题,为什么要到基础教育系统里来?

寇淮入职成都一所私立学校后,在大学工作的母亲一度无法理解他的选择。在她的认知中,博士生读书是为了写文章、做项目,给科研做贡献,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每到说起这个话题,寇淮就摊开手,做要钱状。寇淮觉得,这是“社会的无奈”。博士生扩招以后,高等教育机构与科研单位根本提供不了足够多岗位,像他这样的博士生即便留在高校,到了45岁,也未必能评得上教授。

不仅是父母,在办公室里,本硕博都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穆如诲也被同事问到:“你到这来干啥?”

穆如诲在进入中学前,在一家核能相关的研究院工作过五年,专门设计核电站机组。对于同事的疑问,他回答得很认真,是因为喜欢。比起师范院校科班出身的老师,他还需要克服科研向教学的巨大转变,习惯不再与顶尖的大脑合作共事,每天围绕他的是一群天真的孩子。

作为希伯来大学的数学博士后,走上中学讲台前,贺轸不断告诉自己,不要抱有任何期待:“不要期待学生会很聪明,不要期待学生会很守纪律,不要期待学生会很有礼貌”。

做博士后的时候,他每周都能听到最新的东西,在班上讨论,围在身边的也都是世界上顶尖的数学学者。以贺轸习惯的节奏,一本中学教材,他大概一天就教完了,但进入中学后,即使是教授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度这样的简单知识,也需要手把手教。

调整心态成了种必然,贺轸不得不慢下来,尝试去探究,学生到底在哪些地方无法理解?即便如此,入职半年后,在贺轸的班上,个体成绩有所提升,但整体依然保持在一个“比较低的水平”。

不仅仅是学习。贺轸的学生们总是精力旺盛,分不清课堂内外,没有太多纪律意识,像小孩子一样吵闹。最初,贺轸并不能理解:为什么像纪律这样简单的事情,说几遍都没法做到?后来他才发现,那些十三四岁的孩子才刚离开小学,许多时候,他们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,“心理水平没发展到那个水平”,他们“情不自禁”地说话,忽视纪律,而非有意去破坏课堂。

蒋俊毅遇到的问题更加棘手,比如早恋。初一的学生已经学会了趴在桌子上、窗户前看心仪的对象。蒋俊毅记得,在他上中学的年代,“老师肯定是能摁死一对就摁死一对”,但到了现在,直接打压已经不再合适。不仅如此,哪怕直接告诉学生,“你们现在都还不成熟”,也会被视作“不负责任的打击”。引导情感是复杂而又耗时长久的工作,蒋俊毅发现,中间会有反复的拉扯,问题解决或许需要一个学期,甚至是一年。

某种程度上,从知识体系的塔尖进入基础教育地基的“降维打击”并未实现。相反,博士生们有时成为了被“教育”的人群。如同许多新入校的年轻教师一样,穆如诲也时常去听老教师的课,他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:不知道为什么,老教师们从一个知识点到另一个知识点的衔接是顺滑的,“听起来比较流畅”。而他上起课来,一个知识点后练习一两道例题,下一个知识点又来了。相较之下,穆如诲总觉得“差那么点东西”。

李士燮刚走上讲台时,讲课朝着非考点的方向“拓展”几乎是不由自主的。例如,上课时碰到一张彩色的电子显微镜图,他会不自觉地做出说明:现实中扫描电子显微镜图一般都是黑白的,为成像会加入固定剂和喷涂上一层重金属微粒,才能反射电子……后来,他发现,这些内容高考并不会考,很多教师自然而然也就点到为止了,而他总会多讲。

学霸的反击

“学霸”们的反击很快就开始了。

作为师范专业出身的老师,卢明子曾经与学霸教师们一起命题。最开始,博士生很难找得准考点。事实上,这是教育领域新人们的共同特点。普通大学生,或许需要七八次尝试,才能出一套令人满意的试卷,但卢明子发现,博士出身的学霸教师们,也许三次尝试,半学期内就能达到要求。没有教育学与心理学的铺垫,她吃惊于博士生们的快速学习与总结能力。

寇淮在进入学校后,也去听老教师的课。大多数年轻老师要听课一年,他听了一个星期就走了。他只学几样东西:哪些地方是重点,重点与重点之间怎么衔接,以及如何组织管理学生。领导批评他不给老教师面子,他不在乎:学校里成绩说话。竞赛班他在带,他想着把更多时间花在竞赛上。

李士燮觉得,尽管博士生在教育上是“后起之秀”,年资或许不足,但他们有时反而更能吃透教材与考试。经过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,学霸老师能快速追溯教材知识的参考文献,对教材中的知识点理解更深入。除此之外,高考命题的专家是大学教授,他们的实验思维是更接近的。李士燮在2017年做的一份授课ppt中采用了新思路讲解光合作用过程。他在那时就觉得,老教材的说法过于浅显,与实际科学史并不相符,三年后,新教材果然在这个版块进行了调整。

就像是鲶鱼,学霸教师们搅动了学校的一池水。某种焦虑也随之扩散开来,教研室里10个老师分管不同班级,但在课后兴趣班,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老师,许多非本班的学生都已经开始投奔寇淮。除此之外,因为有博士学历,能“给学校当招牌”,又在教竞赛,寇淮在常规课程上稍稍“放水”,包括迟到早退也被默许。他知道,自己被许多人以复杂的目光审视着。

提着“白菜”研究“保密科技”,这也成为了学霸教师们的迷人之处。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探究应试体系以外,更为深入的学科世界。而那样的世界,并非人人得见,寻常课室里的博士生们,最终成为了通向那里的一个豁口。

贺轸察觉到,过去大学数学的内容正在逐渐下沉。清华大学的领军计划,考题都是大学数学题,自然,那是给最优秀的学生准备的。可贺轸觉得,这逐渐会成为一种趋势,他开始尝试给自己的学生植入一些更为高级的数学思想。他曾问学生,一条一厘米的线段,一条两厘米的线段,哪一条线段上的点数更多?学生们最初的回答是,长线段的更多。他则要扭转这样的概念——两者事实上一样多,数量与长度并不是一个概念。而在证明方法上,他已经开始使用大学里函数的双射理念讲解。

有的学生甚至开始窥探到博士们亦不能及的深度。蒋俊毅曾被学生问过一个问题:为什么加拉帕戈斯群岛会产生这么多不同的多样性?一般来说,生物多样性需要一个比较宽泛的地理隔离才能形成。这个问题,蒋俊毅一时难以回答。后来,他去请教了生物部的老师,也依旧无解:这个问题,放在当今学界,仍是待解答的问题。

学霸培养学霸

许多学霸教师进入基础教育,注定会被赋予一些特殊的使命,比如培养下一代学霸。

寇淮很熟悉自己班上那些尖子生的感觉。在做学生时,他就不爱听老师讲课,在他初中时,觉得一些资历平平的老师“连题也做不起”。上了高中以后,他也不听物理课,“我比他做得又快又好,我为什么要听他上课?”他喜欢“钻牛角尖儿”,琢磨一些老师所讲以外的方法,“就是什么东西都把它想清楚”,从条件到结论,哪条路最好走,哪条路容易犯错。

回到中学教书,寇淮一面带着竞赛课,一面带着普通班,有时相同的题目,他也教给两批学生不同的方法。一道初中物理浮力问题,在漂浮的木块上放置金属块,计算重力浮力的改变。普通学生大都列两个式子求解,耗时长而繁琐。寇淮直接告诉竞赛课学生们,重力变化值即等于浮力变化值,题可解,“一句话就说完了”。

回到普通班上再问同样的问题,上过竞赛课的学生一眼就能看出高级解法,想要举手回答,却被寇淮一个眼神压下去。他觉得,对于天赋普通的学生,就不该用简洁、考验思维深度的方法去打搅他们的正常思路。

进入中学后,穆如诲的一个直观感受是,学霸还需学霸“磨”。

他曾经带过高中数学竞赛训练,发觉来参加训练的学生们平时几乎不怎么听常规的课程,参加常规数学考试,一考就是140分以上,有时反应速度比老师还快,“常规老师教不下去”,穆如诲说,“因为他(学生)觉得讲这些,他可能没有太多兴趣,或者(老师)也不能教更多的东西了”。

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竞赛中的不等式版块,相比高考中的不等式,难度几何倍数的增长。讲授这样的知识,甚至不能只是博士生,最好是清北本科出身的老师。这样的题目让穆如诲想起了在清华读本科的日子,作业和考试题目非常难,一个寝室的人讨论很久都解不出,还要抄答案。

回到中学任教,穆如诲自信有过参加数学竞赛的经历,主动请缨教数竞。然而,离开高中十多年,数学竞赛已然换了天地,“难度真的比我们那时候大多了”。穆如诲自己也觉得吃力。开始了疯狂刷题,“至少二三十本都已经刷完了”。即便如此,在某些部分,他也不得不考虑再聘请专家教授,来为可能的金牌选手讲课。

即使有了足够的师资支持,学霸的道路绝非一条坦途。竞赛出身的穆如诲深知其难,如今他所带的竞赛队里也有学生抱怨,自己无论怎么努力,似乎取得的突破都非常小。

那是穆如诲走过的血泪之路。难以突破的瓶颈一环扣一环——最开始,高考常规数学得心应手,在转向竞赛数学后,体系转换,陷入对照答案也未必看懂题目的境地。即便竞赛初赛获得突破,复赛,决赛,难度层层加码,瓶颈永远存在。

人们期待天才的智慧,能够在某一瞬间解开难题,但穆如诲从不相信天才的存在。他对学生的回答是:承受这种痛苦,花上一两个月去把一个问题彻底想明白,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。

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也是无形的敌人。吕亦柔也是数竞出身,她知道,竞赛是属于少数人的体系,“你越往上走,其实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,你的同学会越来越少。”

在吕亦柔的初中信息竞赛课上,二十余台电脑前只坐了十多个学生,他们复盘着上一次竞赛的题目。吕亦柔很少对所有人讲话,只是不断走动着,与单个选手交谈。等到了高一,这间屋子里为数不多的选手,又会有人永久退出竞赛。

吕亦柔常带着学生与竞赛老牌强校打比赛,这意味着选手常要脱离他所熟悉的朋友、家长、环境,赛场上与陌生人对抗,回住处与机器为伴。那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孤独,一个学生尝试冲击信息竞赛省队失败,文化课也落下不少,而他又喜欢群体生活。几重重压下,吕亦柔干脆把学生留在身边,不再让他外出比赛,减少孤独感,逐渐调整到最佳状态。

无论知识还是心理上的支持,当学霸老师遇到下一代学霸,擦出火花更多在竞赛的层面,这会是一个单纯复制优秀“做题家”的过程吗?

穆如诲的回答是否定的,“现在的高考太简单了,选不出最顶尖的人来”。为了高考提分,他见多了学生一遍遍刷题;字也要写得像方块一样,作文要按照模板套路写……“这才是真正在培养做题家。”

数竞枯燥,没有毅力与足够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做不来,在穆如诲看来,这更是科研的潜质。

在教育体系内,学霸老师们被视作近乎灯塔一样的存在,一位与博士生共事过的教师说,这些学霸教师,哪怕只是站在那里,就已经告诉了学生们,自己通过努力也可以变成那样的人。

矛盾之处在于,他们一度达到了科研领域的前沿,最后又回到了讲台上。常有学生问李士燮,自己决定要学生物学,将来该如何规划?这让李士燮觉得是最难面对学生的时刻。

读研读博时,李士燮曾在夏季广东的田地里观察害虫,皮肉被剑麻扎伤,也在学校种棉花养昆虫,每天数1000个只有硬币百分之一大小的虫卵,累出了颈椎病。走上中学讲台后,他依旧乐于转发昔日同门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的文章,也会把其中的故事和知识讲给学生们听。

对于有志于生物专业的学生,“我会都把他们劝到走学术研究上面去”。粗粗算来,班上五六十人,李士燮大约帮五、六个学生坚定了学习生物的理想。李士燮想,多年后回看,哪怕他能影响那么两三个人,就已经足够了。

北上广之外

大潮之下,博士生学霸教师进入基础教育的势头仍在持续。2020年11月,广州市另一所名校执信中学公布新入职教师名单,当中六名博士均出自清北。而拥有全国仅两所博士工作室之一的广东实验中学,至今已经拥有近30名博士生教师。

甚至不只是名校。在深圳,一所普通公办高中的校领导透露,近几年,区教委都能统一招到数十名博士,学校进而也能与这些博士生沟通具体岗位。尽管他的学校目前还只有一位博士教师,但今年也会继续尝试招聘更多博士。

割裂已经产生。几百公里外的广东某非珠三角地区,情况已经截然不同,一所当地优质高中的青年教师透露,该校校园招聘要求教师为211、985院校毕业生,但收到的简历大多来自师范类二本院校,最终入职的则大多是没有经验的社招人员。高水平教育人才流向发达地区,已是大势所趋。

在广东实验中学高中部的教学处副主任伍毅东看来,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学校的差距客观来说始终存在,但难言越拉越大。毕竟二十年前,当许多学校还在招收师专院校毕业生时,广东实验中学就已经在北师大招聘了。

他认为,研究生、博士的扩招带来了各行业人才学历的升级,有高学历人才愿意下沉至基础教育是正常现象。当然伍毅东也承认,吸引博士这样的人才进入基础教育,需要相当优厚的待遇条件——算上公积金等福利,广东实验学校高中部的教师平均年收入达到了30万元,各地的财政支出并非都能承受。

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教授张万朋也观察到,如今博士生流向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潮流,仿佛是上世纪90年代广深地区大范围招入内地名师运动的翻版。他认为,博士生们在市场的干预下自主择业,而不仅仅停留在科研领域,具有其合理性。

但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上,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是当下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在张万朋看来,这不是学校个体所能左右的,发达地区的财力、资源、政策,再到思路,都具备着更大的吸引力。

珠三角、江浙沪、京津冀......如果只考量市场导向,学霸老师似乎更倾向于走上这些发达地区的讲台。张万朋说,上述地区应当避免各自为战,恶性竞争。“你上海出台政策,安徽怎么办?”只有通过一些协调发展政策的出台,才能避免这种不平衡被越拉越大。

(文中除伍毅东、张万朋、蒋俊毅外,其余受访者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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